王健曾被弗里德曼问蒙

深发展三人筹备组成员

1986年，王健迎来事业上的转折点。当时，深圳21家农村信用社因为经营不善，已经成为深圳市农业银行(601288)手中的一块鸡肋。这些信用社都是农民以2元一股的方式入股，组建成的信用合作组织。在业务上，信用社贷款发放、存款吸收都纳入农行的管理范畴，但组织架构上，信用社仍是独立核算。体制上的混乱让信用社普遍存在贷审不严问题，背负了大量的呆账贷款。

深圳市政府决定彻底解决这一问题，让信用社脱离农行，组建一家真正的股份制银行。1987年，深圳市政府公开招聘局级干部组建深圳发展银行，王健被聘为三人筹备组一员，成为深发展第一副总经理、法人代表，主持全面工作。当时，深发展不设总经理。

对话弗里德曼

对于股份制银行的运营，王健等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、诺贝尔奖获得者、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访问深发展，和王健有一次颇有意思的会面。“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搞起私有化？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怎么搞股票市场？譬如说：有没有公司法？证券法？会计法？合同法？交易法？有没有监察机关？如何公平公正公开交易？”

这些东西在中国市场根本不存在。弗里德曼一连串专业问题扔出来，王健蒙了，满头冒汗。弗里德曼一看这情形，心中大概也有数了，随即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，“社会主义搞股份制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也不容易。但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，股票市场就会无章可循，就像潘多拉的盒子，打开了就收不回了。”

敲响深交所开业宝钟

深发展业务被理顺之后，1989年，王健急流勇退。如果不是深交所另一位创始人禹国刚的介入，王健很可能和另一家中国银行史上浓墨重彩的银行结缘。1987年，蛇口招商银行成立，它是目前招商银行的前身。这也是当时王健从深发展离开后最有可能去的一家银行。但禹国刚知道王健去向之后，便想邀王健一块创建交易所。

《资本的崛起》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，禹国刚听到这个消息（王健赴招商银行任职）后，立刻找到深圳市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，希望请王健出山，挂帅深交所筹备组。但一开始王健并不想去创办交易所。禹国刚几次上门劝说，王健依旧犹豫不定。后来，张鸿义干脆说：“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？”就这样，王健入了伙。“我喜欢探索新东西，做一个创业者，想想，那就再去创一番事业，在中国创一个第一吧，于是就去了。”王健后来回忆这段经历。

1990年12月1日，王健等敲响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的宝钟，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诞生。1994年6月王健病退，随后逐步淡出公众视线。

文/本报记者　范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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